让熟悉军事的能人来坐自己的位置，免得处置失当，损耗了自己如今颇为厚重的名声。

    刚巧尚书省连着两次火灾，蔡京赶紧上章申请出外。

    赵煦也是真想治理吏治，于是准了蔡京的申请，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南京，升了章惇为左仆射，右仆射则任命了另一个孤忠之臣苏元贞。

    苏元贞做过“四入头”之中的侍御史，资格早就够了，到现在，资历也够了。

    狄温因在京鸣铳，虽然快速控制了都亭驿的局面，却也被御史参奏，丢了差遣，被赵煦派去做了苏油的警卫员。

    漏勺因为“都亭驿大战”的原因，也受了连累，被张商英和孔仲武弹劾，丢了鸿胪寺的差遣，仍兼侍读学士，翰林学士，判匠作监，兼工部侍郎，继续开封旧城改造和艮岳新区建设。

    人人都知道漏勺纯属背锅，都怪辽人无礼，害可爱的小苏探花丢了职务。

    只有少数几个大佬才知道，这本就是漏勺这奸鬼给赵煦出的主意，故意将三路辽使凑作一堆，他们不起冲突才见鬼了。

    然后全部赶回去，这样就避免了大宋必须做选择题的尴尬。

    如此一来，大宋就能继续静观大变，择机出兵，“代管”西京、南京两道。在大举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还能手持正义。

    这是礼仪之邦的讲究，或者说是矫情，但是却是必须的伎俩。

    无论对内对外，都是获得最大支持的基础。

    由此也可见赵煦对苏油“内圣外王”思想的全盘接受，虽然赵煦依旧是“天下一人”，但是是以“获得最大多数支持”作为施政基础的天下一人，而不是“天子一怒流血千里”的天下一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理念上的深刻转变。

    虽然现在这种现象，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君王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也是来自“天下事天下人共赞之”的理学观点。

    且这种理念已经渐渐深入到大宋社会的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风尚”，赵煦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已经领先于管理制度的表现。

    就算今后可能会出现对这种理念的“反动”，依然会出现暴虐残民的独夫，但是同样的，因为各阶层拥有了新型的，成体系的思想武器，也必将出现这种“反动”的“再反动”，将跑偏的历史轨迹再自行纠转回来。

    这就是“民族气质”的悄然变化。

    苏油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能够做到给当代君主和各阶层指出，你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且让他们看到效果，予以信服，苏油认为，自己就已经超额完成了此次穿越的历史使命。

    至于什么平夏灭辽克交趾，都只是这种思想培育发展过程中的附属产物，和“改民族气运，变民族之气质”这样的大命题相比，也只能位列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