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

    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

    米是可以卖钱的，这是傻子都知道的事情，于是夏原吉很快就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

    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

    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

    尽管朱隶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之下，整个江上风雨飘摇，崇祯作为明朝最后一任皇帝，继任以来勤劳国事日夜不停，可仍旧无法挽救明朝的运命，李自成率军直袭京城，这时很多官兵冒死守成，然后这些官兵待遇很惨，因为国库已经空虚了，崇祯皇帝给士兵发工资的钱都木有了。

    崇祯皇帝对此非常无奈，很多士兵饭都吃不饱，依旧还要去守城，这样的情况下，京城很快就被李自成攻破，当务之急崇祯只好拉下脸来，想出了向大臣借钱的办法，因为他知道国库之所以空虚，并非整个明朝没钱，而是因为朝中大臣私自吞没钱财，国穷官富。

    崇祯下旨，向百官募捐粮饷，希望筹集一批钱粮，用以解燃眉之急，崇祯把圣旨颁布下去后，本以为国难当头众大臣也会慷慨捐献，以实际行动来保卫国家，不料大臣们个个都吝啬鬼，谁也不愿捐钱，这让崇祯皇帝非常绝望。

    崇祯皇帝自然知道，这些朝中管理平日仗着权力，个个捞到盆满钵满，他们肯定是有钱的，但在关键时刻不愿意捐献出来，于是崇祯把苗头对准国丈大人周奎，此人一仗自己是皇帝的岳父，多年来财富集聚甚多，可谓脑满肠肥，是百官首富，如果他能带头捐献，则百官也就会捐了。

    崇祯皇帝要求周奎捐出十万两，但周奎哭穷不迭，一直叫嚣着自己没钱，只说一万两已是全部家当，只能捐一万两，皇后听后非常气愤，不料自己的父亲吝啬至此，于是她个人又拿出五千两给父亲，让他一并捐出来，以便给百官做个表率，不料父亲把她送来的五千两还贪污了两千两，周奎总共捐了一万三千两，首辅大臣更是只捐了五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