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肆、酒垆、汤池、客舍、市楼、城仓、番市、蛮夷邸、市舶寺，如雨后春笋，接连建起。换盐、修网、上油、清舱……残血夜入船坞，明日必满血取回。还有何话好说，娘亲！扬州渔人，纷至沓来。迁居中山洲，入籍蓟国不提。不仅汉人如此，岛夷已如此这般。走出蛮荒，迁入临近蓟国港城，耳濡目染，不断向化。

    蓟国大舡又运来岭南青壮健妇数万。截流治水、捍卤蓄淡。筑路造堤，通渠圩田。街衢四通，舟桥相连，不断向内陆延展。

    甬东港长，授予番禺董正。

    焦矫亦如愿，获番邦通商权。于港市中起高楼，自号‘胡老馆’，专与番商互市。前汉时，盐铁专营。便是后世所谓“许可证制度”。为重农抑商，前汉武帝时，推行“算缗告缗”、“均衡平准”、“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对商人征收车船税。今汉虽未行抑商，然光武帝时，桓谭亦曾提出“禁民二业”之主张。虽终未能执行，然焦矫未雨绸缪，先得蓟王许诺，再与番商互市。可谓老谋深算。有备而无患。

    话说。是否置《对外贸易许可证》，蓟王亦思许久。权衡利弊，并未执行。之所以要抑商，只因商贸过于繁盛。“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于是乎“民弃本逐末”。

    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以至于“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甚至，乌桓寇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辆）”。于此足见一斑。再深思，除去人口、资源、技术、物产，皆随两汉大兴。牛马众多，道路通达，内政外交，亦是必要便利条件。汉之强，非设身处地，而不可尽知也。

    除去各自为商，互通有无。商业联盟，亦现端倪。

    所谓“中舨共侍约”，即合伙商贩，共同订立契约。民间资本，开始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