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点头道，“不过明天的话，就还是跟他们见个面吧！”

    秦放歌说，“我听周先生安排就好！晚上要听歌剧吗？”

    “明晚罗马歌剧院是有演出，但并不是他们最拿手的，去听听也无妨。都客观点，该赞的就赞，不好的就不要学。”周秀英笑得很开心，“演出前，白天都是要稍微排练下的他，到时候你也别藏着掖着，把实力展现出来就好！”

    秦放歌点头，还讲，“其实我还挺享受在这边没人认得出来的感觉！”

    周秀英愈发乐了，“那估计你还能享受好一阵子的！最起码，也要等到我们《唐璜》演出之后。歌剧同行也就那么些人，主要还是看观众的反响。现在意大利各大歌剧院的经营相当艰难，罗马歌剧院也不例外。在这样严酷的大环境下，我们国家的歌剧事业异军突起，倒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

    “是的，我们国家的巨大市场潜力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有周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把关，还有秦放歌这样的票房利器。”钱菲菲点头也笑得很开心，古典音乐的大环境如此，个人的力量暂时是无能为力的。但小范围内的影响，还是可以做到的，至少在中国这片市场，尤其作为中国最高表演艺术殿堂的国家大剧院，秦放歌已经证明了他无以伦比的影响力。

    而作为国家大剧院演出部的部长，钱菲菲手里有更加详尽的数据证明这点。

    对于不断萎缩的古典音乐市场，热爱歌剧艺术的周秀英着急也没用。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歌剧艺术走到今天，一直站在高雅艺术的顶端。可在西方，歌剧所面临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制作成本高昂，另外就是观众老化。尤其30年来，制作同一部歌剧成本现在要增加10倍。

    周秀英对此也是了如指掌，她也是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心态，“就拿意大利来说，13个主要的歌剧院，无一例外，全部都在亏损经营，其中罗马歌剧就负债约三千万欧元。”

    但凡有相关了解的人都知道，长期以来，歌剧演出投资大、周期长，而观众对歌剧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导致歌剧演出处于“不演不赔、少演少赔、多演多赔”的艰难处境。

    和她们一起过来的大剧院法务部门的何雄，对此也有深刻的理解，“罗马歌剧院负债经营，也是正是我们中国歌剧崛起的最好时机。”

    钱菲菲也表示赞同，“这样一来，我们也更能占据主动地位。”

    周秀英都清楚，不光是话语权的问题，牵涉到切身的利益问题也是最直接的，艺术家们也避免不了。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等地方，就曾为了艺术家工资的问题闹出了劳动纠纷。肯定是不怎么光彩的，大家不是都觉得古典音乐各种高大上嘛！

    目前的话，欧美的歌剧界基本上是通过联合制作来解决目前资金上的压力，她们也琢磨着，在中国歌剧院中，也通过这样的联合制作来降低成本。

    而就这部《唐璜》来说，成本已经是非常低的了，因为是第一部歌剧作品，需要打出点名头来才行。秦放歌几乎放弃了所有可能的收入，以往都是歌剧院或者国家单位什么的委托作曲家创作歌剧，还要和编剧脚本等多方人员合作，支出成本都是相当高的。

    秦放歌这样一来，可是为国家大剧院节省了相当的成本，和他合作起来，也是一路绿灯。

    国家大剧院的院长董梁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国家大剧院体量庞大、功能多元、运费高昂，每年政府补贴只有30。我们在保障制作水准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控制制作费用，实施低成本策略，从而增强剧院整体运营效果，确保歌剧制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国家大剧院的制作成本应该是西方制作成本的1/5或者是1/4，推动剧院可持续发展。”

    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想要压缩成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必须得有人为艺术做出牺牲才行。人家西方歌剧院制作成本那么高，就没想过压缩成本？也实在是难以减下去，艺术家也是人，需要吃饭生活的。

    周秀英也说，“我们的优势其实是很大的，我在国外这些歌剧院听歌剧的时候，见到的观众中，半数以上都是中老年人。国外的同行们也都在羡慕我们中国歌剧演出中，出现更多的青年观众。”

    究其原因，钱菲菲作为大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