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环境的变化以及法律的完备，这些都为民风好讼提供了环境；当然教育兴盛、百姓法律意识提高为民风的好讼的形成提供了同样重要的环境。

    当然这也离不开大宋的环境，从建国之初，大宋的环境就奠定了律法普及以及好讼的基础。

    大宋初年土地要比汉唐要小得多，这样一来，人多地少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对各种物质资源的争夺也更为加剧。

    福建路“土地狭迫，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寝贵，故多田讼“;湖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有矣“京东“淄、青、齐、濮、郓诸州人冒耕河地，数起争讼“。

    那时候的人们就知道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财产，而人类是不断进步的，宋人在这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即便是在赵祯看来也是相当了不起的。

    而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环节的衰败，自古以来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即在乡村实行宗族自治，依靠德高望重的乡绅宿老来制定的村规民约来处理矛盾。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交通的落后以及通信的不便捷造成的。

    而在大宋，这种力量处于一种衰弱状态，因为交通的不断发展，中央的权利不断的向下，地方上的人口不断的增加，使得朝廷越来越重视权利的扩展。

    现在的大宋，县治之下的乡村也被纳入了县一级的管理之中，同时乡绅和宿老的权利被大幅削弱，他们只能配合县衙对乡村百姓进行约束，但却没有执法权和处置权。

    于是随着好讼的状态出现，百姓们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更加重视和保护，在拆除东京城的民居和店铺时，朝廷花费了大量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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