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离”铁三角中，南梁依然保有其中两角，只要时机成熟，南朝水军随时可以对寿阳地区采取两面夹击的巨大攻势。

    2、寿阳城地势低洼，我在前面章节介绍过，尽管寿阳城地处钟离上游，但它的海拔比钟离城还低几十米！这种态势，非常容易诱使南朝军队引水灌城，而南朝水军一向强于北朝，“水攻”真真实实成为了寿阳的“阿喀琉斯之踵”。

    3、北魏“钟离战败”之后，军心民心浮动，这会促使南朝的间谍说客不断往来于大江南北，寿阳也无疑会成为此类“暗战”的温床，而“特洛伊木马”也无疑会成为悬挂在寿阳城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综上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帝国新任寿阳军政长官必须具备超强的统御能力和忠诚度，才能镇守一方，威慑南朝。而使用何人上任就成了当时摆在皇帝元恪面前的最棘手的问题。史书记载，在罢免元英后，元恪没有犹豫，立即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镇守寿阳。

    李崇，字继长，祖籍蒙县（河南省商丘市），是个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汉人。李崇的爷爷是当年刘宋帝国济阴太守李方书，而他的姑妈则是那个被掳掠到北朝，被文成帝拓跋浚临幸后，生下皇子拓跋弘而被逼自杀的李氏（参见“史密斯夫妇”）。从这层关系上看，李崇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表舅姥爷，是拓跋皇室相对疏远的外戚。

    史载李崇有将门之风，战功卓著，到了宣武帝朝元恪时期，由于元恪采取重用外戚，平衡皇叔势力的政策，李崇逐渐进入帝国中枢，担任中护军的重要岗位（相当于中央警卫局局长）。北魏钟离战败之后，帝国南疆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正因为李崇的个人能力以及元恪的信任，他才能在这个重要时刻被元恪放在了扬州刺史的位置上，镇守寿阳。

    但就在李崇要走马上任之时，却出了个小岔子。史载政府有关人员揭发李崇贪污腐败，大量购置田产，事情最终闹到皇帝元恪那里，而元恪在用人之际，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诏令对李崇和揭发检举人员都不予追究。李崇依然赶赴寿阳就任。

    元恪在李崇的选用问题上抓大放小的态度，最终给帝国带来巨大回报。史载李崇到任寿阳以后，宽厚治民，严肃治军，谋略深远，屡平边患，带领寿阳军民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淮河南岸，连南朝人都敬重李崇，还给他起了个“卧虎”的绰号。

    公元513年夏，寿阳地区暴雨连连，引发水灾，史载大水冲入地势低洼的寿阳城，房屋全部被淹没，李崇则率领军民登上城墙避水。紧接着，大水继续上涨，离城墙上沿也只差两块板的高度了，将佐们都劝李崇放弃寿阳而保北山，而李崇却说：“我受朝廷之命镇守此地，扬州的安危系于我一身，我若离开，军心民心势必瓦解，淮南之地，恐怕就不属我国所有了。百姓们没必要与我一同赴死，可以让他们扎筏子去谋一条生路，而我决心同这座城一起淹没，请各位不要再说了！”

    上回我们说到元恪的“领导力”问题，他在识人用人的能力方面确实跟他的父皇孝文帝元宏不相上下。这一点从元恪对寿阳地区军政长官的任免方面可见一斑。

    公元507年，当元英兵败钟离城下，帝国南疆从此躁动不安。而我们在连载中多次提到的帝国寿阳地区，这个北魏帝国淮河南岸的桥头堡和突出部则更加是危机重重。打开这一地区的地形图，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寿阳的危机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元英兵败钟离之后，南梁帝国依然占据着钟离和合肥两个重要军事据点，我在“新隆中对”中提到的中线战场“寿阳-合肥-钟离”铁三角中，南梁依然保有其中两角，只要时机成熟，南朝水军随时可以对寿阳地区采取两面夹击的巨大攻势。

    2、寿阳城地势低洼，我在前面章节介绍过，尽管寿阳城地处钟离上游，但它的海拔比钟离城还低几十米！这种态势，非常容易诱使南朝军队引水灌城，而南朝水军一向强于北朝，“水攻”真真实实成为了寿阳的“阿喀琉斯之踵”。

    3、北魏“钟离战败”之后，军心民心浮动，这会促使南朝的间谍说客不断往来于大江南北，寿阳也无疑会成为此类“暗战”的温床，而“特洛伊木马”也无疑会成为悬挂在寿阳城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综上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帝国新任寿阳军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