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决然堪用了！”

    “朕查了大明历来的财收，最高时也有差不多三四千万两银子。若是所有省份财收，都像眼下北直隶这样，国朝之财够国朝之用也。总之、万万两银元之税，百姓是负担的起的。但此前加征三饷之事，却引得民怨，天下动荡。这是为何？概因为三饷之税是以田亩之数向天下征均税、这才是祸源。天下百姓有的一家老小的吃喝全在田亩上，而有的人田亩之收只是锦上添花，收均税纯靠田亩为活的人，就活不下去了。人有饿死之忧则国存之何益？因此解决国事万不能在百姓的肚皮上做文章。想着天下人都勒一勒肚子，胖人勒了肚子，还能有油水，瘦人勒勒肚子就见骨头了。”

    “陛下此思深透腹里，当为万世治国之名理也。臣请起居录中专列名目后世之君当人人习之，以防再出祸国之政。依陛下之见，当向富人征税？”

    “是得向富人征税！然国朝之民怎分贫富？总不能让官吏去挨家统计收入吧？这根本做不到，即使能做到，谁还想做富人？因此治国当思那些是富人多缴而穷人少缴之税赋，要在此事上用心，影响贫户生计的当逐步降低。比如盐税、富人和贫民食盐之量大体差不多吧？这就是不分贫富之均税，没钱的贫民都避无可避也。之前咱们议的顺天府挂车牌之税，则不是均税！有钱用私车白日在城中行走自无不可，无钱之人，坐多人马车在城中同样能办事，此事根据钱多寡以及实际收益是有可选余地的。治国之略，若是让百姓无法根据自身情况而做权衡选择，是很容易将天下之人逼上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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