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别说作为羁縻之地的辽宁了。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于华夏封建社会仕子的特殊地位，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舆论，得到社会大众盲目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封建仕族勾结，代表着封建仕族的利益，为他们摇旗呐喊，散布舆论。

    在明末，新鲜出炉的无＊产＊阶＊级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自然的被仕子们挟裹利用，作为封建仕族和政府对抗的工具和炮灰。在明末，江南封建仕族就多次利用织工、矿工对抗向他们征税的税监、矿监。因为有功名的仕族是不需要交税的，作为他们的代表，朝廷的大佬们当然不会向他们征税了。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可不会说这些。教科书里面记载：“明神宗朱翊钧统治时，为了增加皇室的收入，挖空心思地榨取百姓的血汗。从公元1596年开始，他派遣宦官到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大镇做“税监”，“矿监”，搜括钱财……苛刻的税捐制度导致江南各地百姓纷纷暴＊动，江南地区人民的反税监、矿监斗争带有市民斗争的性质，历史上被称为‘江南民变’。”至于税受用于什么地方，就不关教科书的事了。

    当东瀛幕府求和的消息传回北京，江南仕族的代表们立即反应过来：看来只能向辽宁输诚了，否则江南和东瀛方面的海上贸易也会被截断，这样的话，江南仕族就只剩下和南洋的海上贸易了。

    王锡爵背负的任务就是和辽宁确定海上贸易的势力范围，保护江南仕族的利益。辽宁当然不能同意：我们还想着到南洋做无本生意呢，现在都划定范围了，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

    经过短暂的商议，辽宁上层一致同意：以辽宁上层还要商量为由，先把老王踢到长崎和谈，撂上几个月，趁这段时间敲打一下江南的那群自大的家伙，再和他们谈！等旱灾、风灾连续破坏江南，再派李思谨扫荡一下东南沿海，看你们还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