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决口和倒灌的风险小了。

    资本垦荒，政府投资加资本投资，修筑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关键的，还是农村的情况的。

    确实，苏、松、常、通等周边地区，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朝鲜米、南洋米、东北豆、辽东麦的疯狂引入，粮价基本保持在八钱银子一石。

    亩税改革后，佃户日子过得更惨，纷纷退租。

    但好处是这几年疯狂地搞基础建设，挖运河、修水利等，容纳了大量的人口。

    而这些人口，又伴随着淮南圈地垦荒的力度加大，不断被垦荒公司消化。

    至于附近的自耕农，日子过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亩税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农。

    而织机下乡，又使得这个以棉布而闻名的地方乡村，并没有受到新机械的严重冲击。

    粮价降低，对自耕农来说，是有坏处的。

    但是，亩税改革，折中了这种坏处。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资本下乡、粮价压低，也让很多自耕农直观地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以前，税、赋、加派、按县纳税、乡绅避税、劳役、漕米、损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现在，真正的一条鞭了，统一征收固定土地税。

    一正一反，加上刘钰引导的资本织布机下乡，使得这场对小农经济的瓦解，单单就苏南地区来说，还真不酸痛。

    当然，从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或者冻死的人。

    而码头工作的时间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经常、死人确实不少。

    也当然，从废运河开始，再到扬州、淮安衰败，死的人几万是有了。

    起义、反抗、镇压、屠杀、流放、遣送，这都是有数可查的。

    而那些因为城市衰败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几。

    号称八十万人口的淮安，从废运河开始，再到盐政改革完成，十年时间，人口激降到了七万人。

    任何一个城市，忽然之间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无数的苦难。

    值得高兴的，便是从去年开始，剧烈的动荡结束了。

    在刘钰的残酷镇压；以及先织后纺的政策引导；还有就是靠着东北、朝鲜、日本、南洋、欧洲的市场和经济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的盐业利润的帮助下，挺过来了。

    二十余年的准备，外加东北南洋这两大泄压阀，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盐不聊生的遗产，两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争，外加军改之后的军事镇压，总算是堪堪让江苏半省的转型，没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这么多，但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混乱渐渐平息了，这确实是能亲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农来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价的豆饼，至少让苏南百姓吃的鱼、吃的肉的数量增加了。

    让孟松麓评价整场改革，肯定是不好评价。

    但对权哲身提出的对大兴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还是很容易给出了答案。

    而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权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鲜国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