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作为两岸对峙前线，食盐产量降低，这几乎就是明晚期，两淮盐政“有引无盐”的翻版，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现在的淮北盐政改革，即便改革前的政策，也和之前不一样。

    而之前，闽、粤等地的盐政，是商人到府、州、县承包，然后拿到承包单据后，上面报总账，按照承包额，再放引。

    问题是广东的盐产量即便不降低，也还是缺盐的。

    为何？

    因为这又关系到人头税、盐税问题。

    人口越多，要缴纳的税越多。

    要缴纳的税越多，地方官完成的难度就越大。

    考评要是连税收不都不考评，那还考评个屁？

    隐匿人口在税法改革之前，对地方官是有利的。

    人头税倒是还好，也甭管是隐匿的就不收了，还是地方上做假账、给朝廷账目上的人头税交齐剩下的自己分了，那都无所谓。

    关键是盐。

    隐匿的，只是账本统计上的人头。

    可不在账本统计上的人口，也是要吃盐的。不是说不往账本上统计，这个人就不用吃盐了。

    本来就因为战争前线的缘故，盐产量降低了。现在又有大量的隐匿人口要吃盐。

    盐商是脑子多抽抽，不去距离盐产区更近的地方卖盐，却跑到吉安府卖盐去？

    再说，隐匿人口吃的盐，必然导致官盐的产量降低得把很多盐产量报成私盐，隐匿人口只能吃私盐。

    吃官盐朝廷就算再笨，也会感觉到不对，几个人啊怎么吃这么多盐？怎么，别的地方都是一人一年吃五斤盐，这江西人是特殊材料做的，一年吃40斤盐？

    这就导致，引多、明面的盐少。

    吉安府的商人压根不去买引。

    商人不去买引，上面考评难道管得到商人？

    上面自然是狂喷地方官：你们干什么吃的？盐引都招不出去？你们这治理能力有问题啊，升官？升个屁！

    而当时的两淮盐，因为是大明袁世振纲盐法最早实行的地区，和广东福建的老办法又不一样。

    两淮盐的负责制，是这样的：总承包商拿盐引，销售商买引。觉得那个市能卖100斤盐，那就买100斤的引。地方官的责任，是这100斤交了税的盐，能卖出去。而那个市，按照人口算，其实能吃500斤盐，但这就和地方官关系不是太大了。盐税只和承包商挂钩。

    而广东盐区的责任，是：你这地级市多少人？一人按五斤盐算，你们市100个人，你需要在你们市卖500斤盐。这500斤盐，编号，你们地方官负责找商人来买引，买引之后，核算汇总，去盐区排号拿盐。盐税和地方官直接挂钩。

    战争前线、考评、隐匿人口导致缺盐等等问题，加在一起，使得吉安府的地方官选择了“用脚投票”。

    广东盐区的政策，配上考评、和海峡对峙盐业被影响的局面，就是个死局：

    人口天天不增加，咋治理的啊？啥水平啊？人口都不增加，还想升官？摆明了是行政能力不合格啊。差评，别想着升官了。

    人口增加，人口考评倒是上去了，那盐引考评又掉下来了。咋整的啊，能卖500斤盐，结果连100斤的引都卖不出去，你们这是咋处理地方和商人关系的？差评，别想着升官了。

    而两淮盐的政策，恰恰是吉安府的地方官员喜欢的。

    盐税，和地方无关了，是朝廷两淮盐政使总承包商次级承包商的责任。

    是否承包吉安府的盐，那是两淮盐政使和总承包商、次级承包商的官司，你们玩去吧。

    我们地方官只负责一件事：你们运进来100斤盐，我保证你们这100斤盐能卖出去；你们傻呵呵的运进来500斤盐，等着破产吧，既然无奸不商，自然不会有商人运500斤盐进来。

    这责任，可就比以前“统计人口、计算盐引、本地招商、缴纳盐税”这一套小多了。

    所以吉安府的地方官迅速达成了一致，上疏朝廷，用“广东产盐不足”为理由，要求归两淮盐区管。

    户政府那边讨论了半天，同意了。

    整个吉安府的官员，可谓是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