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别的事，确实没法喷。比如说，之前大顺真没有说，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也没有说，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顺内部，准确来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本身存在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

    所以，这东西，在大顺的影响力，和在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再换个说法。

    比如说，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长子继承。这在欧洲，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

    而在大顺的民间，这玩意儿，肯定当不起“惊天创世”这样伟大的称赞，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没啥惊奇的，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是以说，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至少在经济学上，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

    还有一点。

    启蒙学者，基本都是脱产的。

    既不种地。

    也不纺织。

    他们的感受，和底层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两点：

    其一，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呗。

    其二，欧洲的手工业、本国工业资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和大顺手工业、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觉得他们支持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乡绅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都工业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

    再说了，反重商主义，得靠自由贸易。没有大义，做不成事。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

    既然谈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苏纺织业，和吉吉拉特纺织业，有没有矛盾？

    这矛盾，是可调和的吗？

    大顺，能不能像之前的欧洲东印度公司一样，一年从吉吉拉特这买大几百万两的棉布？

    这和道德无关。

    大顺哪个商人脑子有虫？跑苏拉特买一堆棉布，去松苏卖？

    现在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欲当买办而不得】。

    这是无形之手。

    而有形之手呢？

    大顺当年起义，是因为啥？

    因为没饭吃。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