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现在，从此时的朴素道德层面上说，大顺和英国正开战的。

    这类似于大明末年，明朝商人跑到辽东去给后金卖粮食。总归在朴素道德上，还是需要一点经书来解除心理障碍的。

    虽然说，这些人既然来了，来都来了，就没必要既当又立了。但若能立起来，总是好的。

    贸易大使切入的角度，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切入点的，顺带着批判了一下英国这边的贸易政策。

    他们学的那一套，都是冷冰冰的东西。而他们嘴里说的这一套，都是充满了人味儿的道理。

    虽然他们学的东西，批判点说英国的贸易政策，是把原始积累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来批判的。目的自然是给他们灌输，原始积累之后要塑造工业资本家的概念。

    但从他的嘴里转述出来、说给汉考克等北美商人的时候，则是温情脉脉。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贵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无疑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哲学所衍生出的观点。”

    “贵国政府关注的点，是征收了多少税、赚了多少钱为目的的。”

    “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一直到法国的科尔贝尔，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是以国家为主体来计算的只需要一个会计，算一算今天以国家为主体，进入我国了多少白银、又流出了多少白银。只要进入的多、流出的少，那么就是对的。”

    “我们是向来反对这一点的，我们从不计算进入多少、流出多少。因为，天朝这边，以民为本，是一种一百姓、民众为主体的哲学……”

    “比如商品，我们更关注，我们所研究的‘主体’，能否喝到足够的茶叶？能否吃到足够的盐？能否穿上御寒的棉布？”

    “这个哲学的‘主体’的区别，就是现在中英两国贸易上分歧的根源……”

    他是满嘴胡扯，侃侃而谈，却说的汉考克等人连连点头。

    大顺不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大顺根本就没有“逆差”的机会。

    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明朝开始，中国这边就完全丧失了出现“逆差”这个概念的环境。

    而伴随着贸易的扩大，大顺这边有了顺差、逆差的概念。问题在于，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逆差的贸易体系中，去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这压根就是无意义的。

    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大顺的关税很低，只对鸦片之类的货物严禁进口；因为宗教问题对宗教物品严加管制。

    其余的，压根也真的没有什么关税保护的具体政策：英国的呢绒卖不进大顺，不是因为大顺加了关税，而是因为卖不出去。

    贸易大使心里明镜一般，他很确信，要是欧洲的布有一天比大顺的布便宜了，他绝对支持扩军开战，切断贸易。

    但正所谓，同样的谎言，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听众听来，完全不同。

    这番话，要是法国人说的，汉考克等人肯定得在心里臭骂，扯犊子。

    但由大顺这边的人说出来，那就换了一种风味，听起来好有道理。

    就像是此时欧洲经济学家正在进行的那个争论一般：利息降低，是经济发展的因？还是经济发展的果？

    而大顺现在所能跟进的类似迷魂阵，便是：自由贸易，是产业优势的因？还是产业优势的果？

    贸易大使心里有自己的答桉。

    因为大顺的海关，这几年正忙着给对日出口的生丝增加高额关税，今年的新政策是日后严禁孟加拉的生丝进入日本。

    但是，大顺鼓励丝绸、成衣、制成品等，大量进入日本。

    至于这是不是自由贸易，贸易大使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如今说出来，自然就是借助此时欧洲的中国热，把果，说成因。

    这也是大顺新学一派的精英们，一直试图在构建的一种东西。

    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很能总结归纳出来他们要构建的东西到底是啥。

    但以后世的话语体系，其实就是：把一些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必然出现的新生产关系、新道德、新贸易理论，这种普遍的东西、由经济基础改变而必然跟着改变的与之前不同的上层建筑，塑造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