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在于中小柴明达尔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没有避税和逃税的能力。

    而那些寡头集团，是有避税和逃税能力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选择迁到有能力的大柴明达尔的手下。

    入乡随俗，是很简单的。

    如果大顺只是来收税，真的很简单。

    就算不进行任何改革，只是继承缘由的税收标准，一年1600万卢比，一个小小的孟加拉，其实已经很多了。库平两和卢比的含银量对比，大约是一半一半，在3比8之上。

    况且这还只是一个孟加拉。

    而且这里的气候条件、耕地数量，其实比大顺的大部分地区好的多。历史上，1800年代，这里困穷农的标准，是一户15比格，也就是60亩地；而安逸小农的标准是45比格，也就是180亩。

    毕竟，印度次大陆的可耕地面积，比大顺的核心区，要多的多的多，但人口现在和大顺还差好大一截。

    应该说，可压榨程度还是很深的。

    但牛二显然并不想简单地入乡随俗，只是来收点税。

    某种程度上来说，牛二更像是大顺国内的一些“真正的儒生”，都期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区别只是，大顺国内那些儒生念的经，是十三经。里面对于美好世界的构想，依托的是商周时候的经济基础所幻想出来的。

    他们在王莽时代尝试过，但失败了。

    而牛二这群人，他们所看到的未来，所希冀的将来，是刘钰这些年潜移默化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截然不同于十三经的、适应此时生产力水平的未来。

    至于这个未来的主体，是谁，自然有分歧。

    是整个天下的人民？是国内基本盘的百姓？是诸夏之民？是农民？是商人？是资本？还是别的什么……

    他们这种人内部，是有分歧的，但大部分人迷迷糊糊地构建出了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

    在他们所理解的未来中，或者他们所理解的“三代之治”中，印度的模样，应该是刘钰这些年一直给他们所灌输的那种为大顺提供棉纱、稻米、黄麻；同时为大顺的工商业，提供一个购买商品的市场。

    皇帝想要在印度征税，这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单纯地在印度收税，是否更接近在他们头脑中已经逐渐成型的那个模糊的未来的模样？

    真正的儒生，是有信仰的，一直在追求接近三代之治；如同真正的传教士，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一直在追求地上天国。

    牛二也是有信仰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信仰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但其实和三代之治、地上天国有些类似，都是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的设想。

    而这个美好未来的地上表现，更接近与改革后的松苏，而不是改革前的大顺。

    至于具体的制度、法令、权利、人、皇权、地主，这些制度革命、文化上革命的东西，他脑袋里是模糊的、不甚清晰的。

    但大致的、仿佛是空中楼阁一般的抽象的构想，却又是清晰的。

    比如让大顺的工商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比如让男耕女织之外还有别的生路、比如用大顺的棉布换取稻米……大致是只有一条腿走路的、纯粹的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殖民主义的构想。

    即便这样，其实牛二这种想法，在大顺帝国的角度来看，也算是有“反贼”潜质的。

    因为皇帝，或者说皇权，怕的就是“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种想法。

    如果“更好的未来”是对的，并且应该这么做，那么如果将来某一天，有人发现，没有皇帝更好呢？

    皇帝带着这些有想法的人，向着美好的未来狂奔，固然大家都赞叹英明神武。

    可万一，这些有想法的人觉得，妈了个巴子的皇帝能不能干明白？走错路了！届时怎么办呢？

    牛二对未来的构想，和刘钰不同。

    但他受刘钰影响多年，也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的。

    这套想法里的构成中，包括印度。

    印度的存在，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广阔的原材料产地，为大顺的工商业发展提供原材料。

    一个广阔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