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赚了一些。

    但终究虾夷开发是股份制的。

    这南洋漕米，却有些类似于这些人最不愿意触碰的“皇商”之前也不是没有过类似的事，比如在刘钰去日本之前、比如在云南的铜矿开发之前，朝廷是缺铜的。缺铜，就没法铸钱，于是也用这种买办的方式，出钱让人去日本买铜但结局都不怎么好。

    一方面，是新井白石收紧了政策。

    另一方面，新井白石稍微使了些手段，便让宁波帮、漳州帮、福州帮的人，先内卷了起来，把定价权扔给日本商人了。

    可以说，这种局势一直到刘钰“雪中送炭”，在江户拿到了大部分的贸易许可证之后，这才扭转过来，重新夺回了定价权。

    在此之前，一开始，朝廷给的买办费，肯定是赚的。不赚钱，谁接活啊？

    但后来，越来越不赚。

    这时候咋办？

    这事儿，本就不是正常的生意，是和朝廷挂上钩的买办，你说不干就不干？

    你不干了，那朝廷负责这个事的官员怎么向朝廷交代？你不干了，牵扯的人可多。

    这也不是股份制公司，觉得行情不好，提前就把股票都卖了兑换现金。

    到时候，要么使钱行贿，请求朝廷放了他们吧，找别人吧；要么就是把自己之前赚的那点家底都赔进去。

    在场的这些商人，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碰这种事。

    而且，但凡是朝廷特许的买办，一旦朝廷用钱，是有捐助义务的。

    这一点，里面有一个大家默认的道理：就像是盐商，朝廷给你垄断的机会，让你赚钱。但朝廷缺钱的时候，也得从你们身上抠。

    故而松江府的这些商人，真不是很喜欢碰这种事。这些年松江府的商业氛围，也让他们更喜欢股份制的合作模式。

    如今漕米这事，虽说和当年买铜还不一样，可终究让他们有些不安。

    一旦沾上，日后就容易有麻烦。

    毕竟这玩意和铜还有一点一样。

    铜，最多少铸点钱，凑合着用，实在不行发宝钞。

    漕米，关系到京城，关系到朝廷稳定，真要是漕米出了岔子，可就不是跟买办铜料似的赔点钱的事了。

    然而这里面的利润，也着实让他们眼馋。

    均价一两二一石的大米，怎么看都能赚上一笔。

    而且，还能在南洋圈一些土地，日后白赚了几万亩的土地。

    米价贵不贵的，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南洋米大概是什么价格、以及米价有时候为什么会贵，他们心里也清楚。

    从南洋把大米运到天津港口，对这些已经开始参与西洋贸易的人而言，和去趟日本区别不大，而且还是长崎直达航线开通后的日本。

    刘钰说的也很透彻了，朝廷不希望把这笔钱给小农，也不想搞小农模式，因为管起来麻烦。

    就说给个农民二十四两白银，让他去开垦土地，刨除去买牛买农具的钱，还剩下啥？今年能见到大米吗？

    就算农民会跃迁，不用考虑怎么去南洋。就说直接跃迁到了南洋，种出来了大米，征收成本又是多少呢？需要多少人去管征收？又会闹出多少问题、贪腐？

    现在朝廷直接当甩手掌柜，点钱，只要到时候在天津港见到大米就行。见不到，一共百十号人，管起来也容易。

    商人们也明白，朝廷是拿他们做个缓冲，其实也就是默许他们对移民的控制。

    比如，签长工契约，在契约到期之前逃走的，朝廷多半也会帮着给抓回来。按合同办嘛。

    朝廷搞青苗法，自己放贷，收不回钱的时候逼着百姓卖儿卖女，那是一回事。

    民间放贷，借贷还不起，判处房子牛马归债权人，这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真要是压榨的太狠，要闹出大事的时候，朝廷也会出面安抚。

    毕竟这关系到漕米。

    总体上，商人们觉得对他们还是有利的。最主要还一点，只要海军军舰在，再不济，也能买到米，即便赚的少点，也不至于买不到。

    而若是军舰不在了，朝廷也不会傻到不复运河，而继续把漕米安全寄托在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