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达成一种类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状态。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皇帝居中，故意挑唆武德宫出身与科举殿试出身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不太喜欢武德宫出身德和科举出身的之间的联姻、官员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个潜规则内大家都认可的数量。

    必要的时候，皇帝可以用文官，打压武德宫体系的；或者以武德宫体系的，打压儒学文官体系的。

    这是大顺复“出将入相之汉唐风气”的基础。

    然而，现在皇帝考教的这些人，说出来的这些东西虽然皇帝也觉得很有道理让皇帝嗅到一种权力或者说政治上的危机。

    武德宫之前是只学术、不学道的。

    现在跪在身前的这些人，到底算不算学了一种新的“道”？

    动辄谈贸易、劳动量、财富、货币、分工……儒家六艺里，怎么也说不出这些东西吧？

    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东西应该算在哪一个里面？

    当然这不过是为了面上过得去的政治争取，不归纳于内，也能找到别的理由。

    问题是，这些人回答的东西、考虑问题的思路、思辨的方式，不管是好科举出身的、还是武德宫出身的，都格格不入。

    就以皇帝询问的“爪哇该如何治理”一事来说。

    西爪哇，要不要土改、分田于小民？

    其实，不管是此时在这里跪着的，还是那些没在这里的科举或者武德宫或者勋贵出身的人，有才能的给出的答案肯定是一致的：要改。

    答案是一致的。

    但是，出发点，或者说“为什么要改”的理由，却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就和刘钰认为的“汉明得国之正”，与大顺或者大明官方意识里的“汉明得国之正”，结论是一致的，理由却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基本类似。

    一个是底层的反抗是得国之正；另一个是没当过蒙元一天的官没拿过蒙元皇帝的俸禄是得国之正。

    答案一致。

    思路可谓千差万别。

    于西爪哇土改问题，也是如此。

    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人，回答的理由，基本上可以分为几类。

    仁政，这是口号。

    实则，分田于小农，此抑兼并政策之延续。

    抑制豪强。

    方便流官。

    革除当地的“土司”势力。

    编户齐民，便于统治。

    瓦解当地“土司”和“豪强”的势力，使得朝廷可以对西爪哇进行控制。

    而此时跪在皇帝面前的这些人，给出的理由，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认为，西爪哇要土改的理由，这些人几乎都差不多，而且前面的却截然不同。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土改之后，使得西爪哇的农民耕种土地，使得他们的收益归于自己，提升劳作的积极性。而他们种植水稻、棉花、咖啡、靛草等，又正是大顺所必须的。

    大顺的铁器、布匹、木器、农具等，可以换取他们种植的稻米、棉花、咖啡、靛草。

    相当于，以极低的价格，收走了西爪哇农民的收获。

    咖啡等，可以卖到欧洲换金银货币。

    稻米，可以稳定江南的米价；棉花，可以让江南纺织成布，再换取更多的南洋棉花靛草。

    如此一来，既可以展示与荷兰的“强迫种植制”完全不同的仁政，又可以极大地促进大顺的工商业发展，为江南工商业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的同时，还可以打开一个南洋的市场。

    他们认为，西爪哇的土改，将会提升西爪哇农夫买东西的潜力。他们买的布越多，大顺赚的钱越多，赚到的稻米棉花靛草等原材料就越多。

    如此一来，一则，使得工商业兴盛，缓解大顺因为人头税取消之后的兼并之风下，大量破产农民的求活问题，可以去城市做工嘛，生产的东西再卖给南洋；二来，也可以加深对南洋的控制，使得南洋离开了大顺，毛也造不出来。

    而这，也造就了皇帝嘴上对这些人连连夸奖、内心却考虑权衡着权力与政治继而产生了担忧。

    武德宫与科举，那是白马、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