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孔子作《春秋》，就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

    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有德必能感应上天。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而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云：“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

    何休《公羊解诂》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众民用饥，言宣公与此天灾饿后，能受过变悟，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幸之。”

    而蝝即虫众，今谓之煌虫。始生曰蝝，大曰虫众。

    依《春秋》书法常例，书虫众而不书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为灾害。

    而《春秋》变例所以书蝝生者，因宣公于天灾后能反省改过复古制，故孔子为宣公侥幸而书之。

    《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即是天人感应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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