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余占鳌往酒缸里撒尿，却酿造出了香飘十里的好酒，这让观众感到荒诞以及丑陋，不能接受，抱括男女主人公在高粱地里的野合，酒缸里撒尿等情节，都被认为是有意丑化中国人，丑化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这都让观众反感和排斥，对这部电影产生了不良印象，所以引起抵制与非议。

    其实，《红高梁》能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艺术上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靠丑化中国人，取悦西方国家，靠出卖祖宗才获得了国际大奖的。

    这与莫岩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人的反应是一脉相承的，莫岩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读者和普通百姓，都骂莫言是靠丑化中国人，丑化祖宗，靠汉奸卖国取悦西方国家，才获得诺奖的。

    这真是对莫岩的巨大的误解，莫岩的作品能获奖，是有着他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性才获得的成功的，许多人事实上根本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读懂就开始骂莫言了。

    《红高梁》电影也是一样的，许多人根本没有搞懂电影在表达什么，没有看懂电影要说什么，只看表面现象，所以产生了贬低和排斥。

    应该说，电影《红高梁》表达的主题在当下来说，是非常超前的。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善恶好坏，打破了中国人习惯欣赏的大团圆结局，让故事在真实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表达了人性。

    它打破了生活的寻常感，表达了生命中爱与欢乐的神圣感，颂扬了生命的自由与奔放，热烈与张扬。

    男女主人公敢爱敢恨，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让两个人生命的激情之花热烈绽放。

    在和平生活被侵略者打破后，具有生命活力的男女主人公又投身到反抗侵略者的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表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民族精神与英雄气概。

    整部作品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人物个性独特，张扬，活力四射。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采用了多种渲染的艺术，比如民族乐器唢呐和民歌的运用，大片红高粱等大红色彩的运用，表现出浓烈的民族风格，表达了粗犷，热烈，勇敢，坚强的民族性格。

    可以说，哪怕在过去二十，三十年，《红高梁》仍是一部经典的难以超越的民族电影，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也应该得到中国观众的肯定与欣赏。

    只可惜，这些道理易青明白，当下绝大多数的观众，以及某些权威人士并不这么看，尤其是代表着权威的某些人，他们认为《红高粱》这部电影本身就是野路子，说白了就是个杂种，不值得学习，借鉴，甚至应当立地毁灭。

    “艺无定规，技无定法，如果连怎么拍电影都那框框给规定好了，还有什么意思，电影这门艺术，无论怎么拍都有他的道理。”

    听了易青的话，张一谋激动的眼泪都差点儿飙出来，好些日子了，他耳边总是充满了反对，批评的声音，总算是有人能说到他的心缝里去了。

    “我就是不想被限于一抹模式里，可现在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

    张一谋说着，唉声叹气的，那张西北老农的脸有多了几道褶子。

    易青见状笑了“很正常，外界对于你们这第五代导演的期望太大了，总希望你们做的更好，却又希望你们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方向走，这本身就很矛盾。”

    想要马儿跑得快，跑得远，却又要给他套上笼头，拴上绳子，张一谋他们这些第五代没变成只能拉磨的驽马就不错了。

    “来找我有什么事？不会是就为了找我诉苦的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易青没看张一谋，而是看向了巩丽，显然，他们俩过来是巩丽的主意，他和张一谋又不熟。

    易青这话一说，张一谋也转头看向了巩丽，说起来，他们现在的处境，固然有《红高粱》离经叛道，被一些专业权威所不容的原因，可根本还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恋情。

    就像《红高粱》里面，余占鳌和九儿的恋情不被世人所容，进而连电影都受到民众抵制一样，张一谋作为有妇之夫，背着妻子和巩丽搅在一起，还逼着妻子离婚这件事，简直就是当代陈世美。

    易青没有猜错，张一谋和巩丽来找他，的确是巩丽出的主意，因为婚外情，俩人现在的名声说是臭大街了都不为过，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