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临安的手工业，就不能不提和文化艺术休戚相关的出版印刷业了。↗

    大宋朝廷对于文字的态度是比较宽松的，基本上没有兴过**——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就是后世自由民主的米帝也是有禁忌的。也不是说没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倒霉，就是后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时代，也有一些人因为话说的不好而遭殃。

    在大宋朝的历史上也有两桩比较出名的“**”，一个是“乌台诗案”，主角是苏东坡，因为写诗得罪了当时执政的新党，因而被逮到御史台问罪，最后……当然没有杀掉了，悲惨的成了黄州团练使——这是个虚衔，专门给被贬的文官傍身，让他们可以有地方领一份薪水，免得饿死。

    第二大“**”是“落梅诗案”，当事人叫刘克庄，因为一首《落梅》暗讽南宋朝廷偏安东南而倒霉，被闲废十年。不过现在已经咸鱼翻身，早就出来当官了，官阶比陈德兴可大多了。

    而且，宋朝的两大**牵连的人物并不多，也没有听说有谁因为藏有苏东坡的诗或是刘克庄的诗而获罪的。总的来说，宋朝关于文字出版的管理比较宽松，而且有明确的红线——什么书不可以公开出版是有明确标准的。在这种情况下，印书刻书的生意自然就火爆起来行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到了南宋，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就在临安御街中段的棚桥一带。沿着御街，都是一间间规模在后世来说也相当之大的书店。名字都是某某堂，非常雅致。门口当然也没有胡姬叫卖，只有一些书生打扮的人在摆摊卖字、卖画、刻图章。老老少少的一大堆，有些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生意，很热情的吆喝，摊子前面也有不少顾客流连。还有一些则显得腼腆，不大会做买卖，摊子前头有点清冷。

    “在这里摆摊儿的都是书生，冷清的摊子大多是来临安大比的举人们摆的……”小公主赵琳儿现在还是一副书生打扮，只是头上的束髻冠变成了儒巾，看上去就是个萌萌呆呆的小书生。她似乎已经忘记了昨日的尴尬，正笑眯眯的在给陈德兴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批发来的故事。

    其实她讲的事情，陈德兴都是知道的，他这一世就在临安长大的嘛！临安这里三年一次大比，大比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各地的举人赶来，住到二月份参加春闱会试，三月会试放榜，高中者还要参加四月的殿试，通过了殿试就是东华门外唱名的好男儿了。而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加起来好几个月，这些赶考的士子若是家业不丰，就只能在临安找点来钱的路子了——毕竟临安的生活费是非常高昂的，万物皆贵，如果还要交游士林拉一下关系的话，没有几十贯上百贯铜是应付不了的。

    而这个时代的举人老爷，却大多清贫寒酸，远远比不上明朝、清朝的举人显贵。

    因为，明清两朝的“功名”是从秀才开始的，只要中了秀才就高人一等，可以免除税赋徭役。至于举人老爷更是了不得的存在，可以交游士林，勾结胥吏，把持乡里，俨然一方土豪！

    而在宋朝，秀才只是下面的人随便叫叫，并没有朝廷授予的功名，更无任何优待。举人则是一个参加会试的资格，而且是一次性的，考完拉倒，考中了就东华门外唱名，从此就是大宋的民之父母了，考不中就是措大一个……要是累试不第，那就是个人见人嫌的穷措大。如果不是豪门世家出身，几次赴临安会试不中，往往是耗尽家产，一贫如洗。

    而所谓的士子风流，在宋朝只是属于极少数豪门士子的，像陈德兴的亲爹还有亲大哥这种级别的士子都不咋地风流。而绝大多数寒门出身的读书人，譬如在临安御街上摆摊的这些人，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没有着落，是根本风流不起来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大宋的士子大多不风流，才使得宋朝经济可以比明清两代更加繁荣！宋朝的百万士子没有功名可倚，没有特权可享，因而无法变成一个不事生产的阶级——在宋朝，只有官户才有一定的免税和免役特权，而官户数量毕竟有限，整个大宋的文武官员加一块儿不过几万人。在将近一万万的人口中占比不过千分之几，算是官眷，顶天就是几十万而已。

    所以绝大部分士子，根本没有条件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他们必须参与生产和经营，必须承担赋税和徭役。而宋朝的工商业无比繁荣，其实和大批属于社会精英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