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你地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应该采取什么应对之策呢？”秦时竹不置可否，又问起了白崇禧。

    “办法也是有的，第一，萨勒图要增强防御力量；第二，1师如果要出兵救援，必须首先判明敌情，尤其要注意是否有埋伏；第三，敌人用两个重兵集团夹击我一个小城市，我军也可以如法炮制，攻击敌人散布在哈尔滨到长春沿线的敌军；第四，如果真的撕破脸皮，我军可以采用围魏救赵之法，直接攻打哈尔滨。”白崇禧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在我看来，萨勒图基本守不住，我军只能在别的地方做文章。”

    蒋方震听了半天，没有丝毫言语，此刻却说：“这样的话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敌人真的出动大兵攻打，而且短时间内又没有攻下来，那么我们倒可以判断出敌人是在佯攻，其真正目地恐怕真的如白参谋所说，要伏击我第13师。”

    “对，对！”白崇禧兴奋地叫了出来，“蒋部长的话说得太好不过了。”

    蒋方震也笑了，拍拍白崇禧的肩膀：“小伙子，我这么说倒并不是赞同你的观点，而是对你的观点一个自然引申。你有自己地主见很好。做参谋人员，就是要有想法，就是要动脑筋。”

    “这样吧，三个方案的应对之策参谋部都给我制定出来，分列一、二、三标号，等库伦方面战事告一段落，我们再根据新地情况进行取舍。”秦时竹最后宣布道，“白参谋提出了自己地意见，这很好。所有的参谋都要向他学习，要勇于提出自己地见解。他的看法对不对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姑且不论这个，光是这份敢于表述的勇气，我认为就很可贵。我希望大家不要怕犯错误，更不要怕自己的意见被别人嘲笑，要用一种对祖国、对人民、对国防军负责地精神。真正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好。”

    “是！”

    在离开大本营的路上，秦时竹脑子还盘旋着这个问题：俄军到底在哪里作文章呢？白崇禧的判断是正确的吗？白崇禧有能力他相信，可是眼下年纪还轻，他的判断真的有道理吗？蒋方震、张绍曾、张孝准等人也是名将，到底谁地判断更接近真实情况呢？

    在大本营方面面对种种可能而难下决断时，库伦方面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御敌了，国防军方面组建了外蒙司令部，由李春福担任总指挥。马占山任副总指挥。孙烈臣任前敌总指挥，分别负责各项事务。国防军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动作很快，不到两天就把库伦城墙倒塌处修理好了，李春福派出了巡逻队，负责城内治安和看押俘虏，马占山则派出精干小分队，将凡是附和“独立”、在伪政府中任职的高级官员、贵族一律看押起来。=他们的财产也抄得干干净净。

    对普通的老百姓，国防军可就客气多了，乌鲁齐率领自卫队，挨家挨户宣传了安民告示，晓谕各住户、商家不必担心，可以照常营业，对于在战火中遭到损失的房屋、财产，国防军也予以赔偿（钱从抄没财产处来）。对于无家可归的贫苦百姓。自卫队一律把他们安置在贵族的家中居住。不到两天，所有地蒙古百姓都改变了对国防军地敌视态度。认为“汉人比那些贵族老爷要好多了”。等到李春福当众宣布废除八旗体制，一律豁免他们对贵族、官府的欠债，并免除今后对贵族的赋税义务后，全体蒙古百姓都轰动了，推选出民意代表上门表示拥护，并感恩戴德地表示：从今往后，一定忠于中华民国，拥护五族共和。李春福也趁机在里面挑选了一些有声望的人士，要求他们参加蒙古治理委员会，作为过渡期间的政府。

    对活佛的处理，李春福等人觉得秦时竹的意见很有必要，但对于杭达亲王如此宽大，众人都有些不平，在他们看来，此人是个铁杆亲俄分子，留之危害极大，联名拍电报给秦时竹要求慎重考虑。秦时竹的回电很有意思：蒙古地处偏僻，民风纯朴、消息闭塞，不加以现代化改造，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有识之士予以引导，率领。我国防军虽然有远见卓识，但毕竟非蒙古人，与普通民众间有种族隔阂，而一般蒙古军官，对于内政、民生又不擅长，故不得不倚重原先政府要员。杭达亲王引狼入室、勾结外人固然可恶，但仔细分析，官员中像他这么有见识，开眼界、懂得世界大势地人却是不多，要切实排除蒙古百姓“恐汉”、“仇汉”的心态，非其不可，故留用之

    杭达可恶归可恶，但识时务，在蒙古人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威望，当年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