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褒贬，故不如，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将“特勤”误为“特勒”，卷一64：“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

    另外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偶有误为“鱼志弘”，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记载为“大安”。

    再如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后人吴玉贵著有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之类多矣。”

    明代严衍熟读，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的谬误，共670余条。

    但是无论如何在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司马光也曾为这部史书耗尽心血，以致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价值，虽有瑕疵，却也瑕不掩瑜。与司马迁的，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不朽巨著，正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也曾在，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杜睿如今要剽窃的便是这部历史鸿篇巨著，虽然他的文学功底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了后世的经验教训，以及眼光，却也有自信将这部书当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更加完美。

    “从今日起，本少爷要闭关修炼了，没有要紧事，谁也不要来打搅我！”

    宣布完这件大事，杜睿一转身便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