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的统治。

    实际上国人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总之，宋朝皇帝对将军们防范之心过甚，一方面是鉴于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怕别人效仿自己，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央王朝。

    宋朝与大唐不一样还在于其央由皇帝控制的禁军明显强于边关守军，而唐朝却相反，边防守将权力很大，军队战斗力很强，到唐代后期甚至超过了央。

    宋朝皇帝认为：防内甚于防外。

    杨家将和岳飞都是一代名将，却因此而受到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鉴于此，再加上宋朝zhèngfu有意地在社会上大兴风，历经两宋三百多年的磨砺，整个华夏子孙已经没有了从军报国的热情了。社会的jing英都去习但却殆于练武，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贡献恐怕就是“宋词”吧。这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所以说华夏的弱，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宣称“书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yu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shè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xing，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jing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yu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其实，宋朝虽然弱偏安，但是却也不乏尚武jing神，当四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

    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西湖ri夜尚歌舞，只待山航海行”。

    钓鱼城之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华夏的悲哀。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小小的钓鱼城5个月，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chun天、c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