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流通不便，关卡差役借机贪腐的情况。

    财权压实在了县一级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就昂然抬头，一府之内，各县税率、稽查办法各不相同，反正谋的就是一县之利。搞得那段时间，知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唐僧，日日教导下面知县“和气共济”，协调各县利益，可往往都是按下了葫芦又起瓢，而知县打架争利更成了报纸日常。不打不行，知县不动手，乡院县院的院事老爷们就要动手了。不为一县谋利的县官，要来作甚？他们可是有弹劾权的。

    这事错不在地方得财权，在于分级不足，难以统筹。民间和朝堂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而且应对也非常迅速，这本就是有所预料的事。

    知县日常仅仅持续了一年不到，在工商大兴，要求商货通行无碍的洪流逼压下，朝堂修订了公司法，大幅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只要五人以上注册，在指定银行开设账户，存入本金五百两，就可以组为公司，业税产税不再由地方收取，而是由商部收归中央。

    这就意味着留给地方的工商税源被砍掉大半，只剩下本地的小作坊和墟市。地方对中央这刮钱行径异常愤怒，而颁行这项政令的政事堂首辅李朱绶被地方称呼为“李大斧”，背黑锅的李朱绶自是处之泰然。

    愤怒归愤怒，中央给县一级留的财税其实已够养人，而且教育、医卫等事还以中央拨款为主，县里需要考虑的是修路造桥、抚恤孤苦、治安捕盗、防火救灾等事务，并不存在太大的财政压力。

    可钱多好办事，谁不想兜里钱多？于是各县就卯足了劲，给小作坊和墟市方便，大兴小工商，大修城镇，前者的业税市税都已无所谓，关键是引人入城，能多收屋税。没错，英华依旧如明清一般收屋税，但为公平起见，都开始照面积收，而不照门面窗户收。这是县里收的，朝廷定一个最高限，县里在这高限之下自己灵活处置。

    光只修订公司法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特别是各县差异巨大，穷富迥异。山沟里的县卯足了劲也吃不饱饭，县里的“片警”还踩着草鞋扛着梭镖，靠两条腿四下巡查。而南海、广州、佛山和东莞等县则是富得流油，“片警”们身上绸缎，脚下皮靴，腰间短铳，戴着墨镜，高居马上，比侍卫亲军还要威风。

    这个问题只向上推到府一级还不足以平衡差异，毕竟应天府（广州）、承天府（英德）和肇庆、泉州、福州、漳州、长沙等府本就是一省枢纽，各县都富，而其他府则差得太多。

    构建省级财政的时机就此成熟，省一级行政建制的主要职责是平衡一省地区差异，在一省内调剂穷富。未来将如县级建制一般，担负起英华地方架构的核心，因此将东西两院制引入省院，也就是范晋所说的，省级建制已初步成型的标志。

    朝堂将省级财政的根基挂在了土地上。设立省一级的地管局，管理全省所有的土地过契，契税归由一省支配，作为办公经费。

    此外一省还跟中央和县分享土地权，从法理上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主之地都是皇帝的。但李肆由《皇英君宪》，将一国变为万民之国，这无土之地也就变成了万民之土，他这皇帝不过是代管。

    不管是皇帝的，还是万民的，反正都是由朝廷，也就是中央支配。中央将军事重地和预留下来，以长远规划进行开发的空地划走，再将城镇用地以及预计未来会扩容的地留给县一级，剩下的就是省里掌握的。

    这些地的“产权”交给了县省，其实已推着县和省有了各自的发展轨道。县就重点保民生，扩展城镇。而省一级想要增收，就得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荒地”有所产出。在这方面，各省巡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各有活用。

    原本各省巡抚都打着小九九，想直接卖地，可如今英华不比往日华夏，大家对地已不稀罕。地有的是，南洋大把大把的，还有根本望不到头的南州，不是有用处，有产出的地，买来做甚？

    巡抚们只好把目光放在实业上，湖南巡抚房与信将适于开垦之地分包农人，以三七收租，一方面有稳租可收，一方面也是扶稳湖南米仓，安定湖南民生。而广东巡抚巴旭起则广召投资公司，作精细规划，重点扶持高州、廉州等穷乡僻壤的发展。

    省县分土，因法司和计司还未太跟得上土地管制的步伐，在法令和财税规划上都有所欠缺，现在依旧是个半成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省级财政和省级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