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儒，一个接受汉高祖委托来制定汉朝礼乐法度，诸葛亮则是靠礼乐来教化百姓，令汉室偏安一隅但儒学礼乐并未因此而断绝。二人贡献都不小，可前文已经把论调给定了，尧舜禹三代的礼乐之治是后世无法超越的，就算你要评价叔孙通和诸葛亮，也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把他们捧到太高的位置。

    第三题算是四道题中一个区分优生和差生的关键点，属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若考生对这二人不熟悉，想把这道题回答好是有些难度的。在没有考试大纲的情况下，考生未必会去研究叔孙通和诸葛亮二人到底在礼乐之治上有什么成就，单从题面上来回答，文章所论必会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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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溪基本是看一题，便在草稿纸上做一题，一共四道题，前三道题的文章全数在草稿纸上写好后，他才着重考虑最后一道题，这是四道考题中所占议论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题。

    第四题的开篇就把问题给点明：“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创业……”

    这道题问的是，当今大明朝礼乐为何也比不上尧舜禹三代？该何从？

    通览四道题，都是在围绕礼乐之治，而且是皇帝通过思考和感慨，一步步引申出来，既有对历史的反省，也有对现状的遐思，连弘治皇帝自己都不敢说已找到确切的答案，而是希望通过众贡士之手来帮皇帝排忧解惑。

    殿试考的已经不完全是士子的知识面，以及写八股文、议论文的能力，而是要考士子的。

    所谓的，听起来很深奥，但总结起来，不过是要在儒家思想下，分清天地君亲师的主次关系，知道帝王御民和愚民的手段，帮皇帝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尚在其次，重点是让百姓认清楚皇帝治国那是“天赋皇权”，不能撼动帝王的统治。

    历朝历代的帝王，追求的皆不过如此，儒家学说之所以得到推崇，正是因为儒家学说很好地契合了帝王治国的宗旨，让皇帝觉得，只要读书人把儒家学说学好，同时能奉为经典，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统治。儒家学说基本跟封建王朝的“思想政治课”差不多。

    考生要有学问，首先要有思想觉悟，你学了法家、墨家那一套，回过头来跟当皇帝唱反调，甚至造反，当帝王的怎会让你学习，甚至列为科举应试科目？

    回到这道“礼乐之治”的策问题上，沈溪已明白自己所要论的方向。首先要迎合的就是弘治皇帝对于“礼乐之治”的追捧。

    当皇帝的，谁不想在宫闱里，天下臣服，四海升平？

    可真要实施起来就难了，别说是天灾，就连，也是年年不曾断绝，弘治朝国内大致安稳，但地方祸乱仍旧不断，西北用兵刚刚结束，南疆仍旧有少数民族反叛，若真的能实现“礼乐之治”，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糟心事。

    沈溪需要从一些实际情况来着手议论。

    当今为何礼乐之治不及上古尧舜禹三代？那不是因为陛下不够圣明，也不是因为朝臣不够努力，更不是因为百姓不忠君爱国，实在是因为百姓缺少教化，民间缺少一股“正能量”，需要通过舆论的方式来引导百姓的思想。

    读书人学的是儒家思想，遵从了修齐治平的一套理论，可那些没读过书的白丁，谁教给他们王化之道？那就应该让地方官府设立民间的学坛，让百姓都去听讲，将帝王礼乐治国的苦心传达给百姓知道，如此百姓才会感念天子恩德，接受礼乐教化……

    沈溪发觉写这种文章最是头疼，因为通篇下来没一句是他想说的，而且他所提的这些办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简直是“损招”，教的是百姓的如何倒退。

    但换个角度说，至少按照他这一套实施下来，民间至少能安稳一些，符合统治者的意愿。

    朝廷采纳了他的提议，或者可以带来短暂的安稳，百姓也会有种“我生活得很幸福”的错觉，可就怕发生一些大灾大难后百姓没有活路时，便会破口大骂，我他娘的连饭都吃不上了，赈灾粮食不发给我，还跟我说什么忠君爱国……

    以后事，以后再论。

    沈溪没把自己的文章太当回事，当下也就放平和了心态，这不过是一次科举考试而已，不用想那么多。

    既然后世评价科举考试荼毒人心，那就先把自己荼毒一回，只要内心有一杆秤，能分辨出是非黑白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