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云云。

    唯一有点麻烦的，也就是人情往来了。

    国内的经济环境在稳步上升，但要说有什么行业始终过的非常好，那就是非药厂莫属了。

    现在的药品固然是便宜的，可也不是特别便宜，若是以人均工资来看的话，少的也是有限。不过，对药厂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公费医疗的比例很高，城镇居民甚至能做到80以上的医药费报销，如此一来，药品的销量就非常大了。

    而且，不同于其他行业，医药行业的附加值是很高的，哪怕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老药，比如磺胺，又或者30年前的青霉素，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不是乡镇小厂所能比拟的，再加上理所当然的政策和工业门槛，使得国内的药厂在经营方面，始终过的都很舒服。

    然而，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舒服的企业，药厂的天敌是卫生部，更是卫生部下属的各种机构，其中掌握其性命的，就包括刚刚成立的gmp委员会。

    与国外相似的药品生产管理机构不同，国内的gmp委员会虽然是一个顾问机构，权力却大的惊人，因为没有哪名卫生部的官员，敢在gmp委员会给出明确的文件以后，给予药厂以袒护，这种风险是高级干部们一点都不愿意接触的。

    再加上药品生产的专业属性，gmp委员会出具的正式文件，向来只在办公室里盖个章子，就会成为药厂头顶的圣旨。

    一款药能不能投产，一款正在生产的药物能不能继续生产，一家药厂的产量能否扩大，一些出了问题的药厂的错误是何种程度的，都需要经过gmp委员会来过滤。

    从本质上说，gmp委员会就变成了卫生部官员的保险阀，几乎所有有风险的决策，都有官员丢到gmp委员会来。

    而从gmp委员会的委员们的角度来说，冒一些风险就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也是很划算的交易。

    除此以外，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实践，做出影响许多人生活的重大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有些令人上瘾。

    就连杨锐，都无法控制这样诱惑。

    以至于每周花费10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在gmp委员会，他都不觉得厌倦和浪费时间。

    事实上，自从杨锐进入gmp委员会以后，离子通道实验室和华锐实验室的研究员们都是士气大涨，似乎部分抵消了杨锐付出。

    和所有委员一样，杨锐的专属办公室大约有10个平方，放一个写字台和椅子，再加上一个长条沙发，就没有多少空间了。

    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办公室堪称简陋，可在85年的四九城，这样的办公室堪称豪华，甚至比卫生部的官员们的办公室还要好。

    杨锐将单肩包丢到写字台上，自门后拖出洗脸架，倒上热水，就开始洗手洗脸。

    洗脸架是一个粗铁丝箍出来的架子，半人高的位置有一个大圆环，刚好能放进一个脸盆，大圆环后方再竖一个单薄的小铁架，方便挂放毛巾。做的好一些的，自然是雕花刷漆，做的简单的，就像是立体铅笔画一样，也无所谓。

    杨锐办公室里的洗脸架很简单，但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提前给脸盆里接上凉水，并在洗脸架下方，放一壶热水。

    杨锐到了地方，只要将热水兑进凉水里，就能方便的洗漱。

    等他洗完了，也用不着去倒脏水，自然会有药厂派来的代表，帮楼里的委员们收拾擦洗。

    头几天来的时候，杨锐还有些不习惯这样的待遇，可到了现在，却已经有些离不开这些药厂代表了。

    毕竟，在没有自来水、热水器的年代里，有人服务，实在是方便太多太多。

    杨锐收拾停当，坐到办公桌后，就用随身的钥匙打开桌面上的文件匣。匣子里是今天要阅读的文件，大部分时间，是委员会分配的任务，免不了也有各种政治学习。

    gmp委员会是学自西方的模式，委员总数32人，但绝大部分的任务和决定，并不由全体委员来决定，而是由非固定的三人或五人小组来完成。

    此举节省了委员们的精力，又从另一个侧面，增强了委员们的权力。与官员们不同的地方在于，委员们的权力增加了，责任也相应增加了。

    官员们能够轻易用gmp委员会做保险阀，委员们却只能用自己的知识做保险了。

    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