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坏处。

    杨锐摇头：“至少签一个保密合同吧。”

    “签了合同，还观察什么？不能报告的观察员……”

    “你汇报结果就行了，省去过程不用说即可。”刚刚到合成阶段的去铁酮，只要不让专门的药物学家来看，也不拍照摄影的话，其实泄露不了多少东西。

    阿诺德因为杨锐的关系，确实非常好奇，不由的犹豫不决起来。

    “不如，你先做一天的观察员好了，看看再说。”杨锐接着就让等在实验室里的公司律师过来，拿保密协议给阿诺德签。

    阿诺德推辞不过，仔细看了协议，签下了名字。

    “老魏，给英国先生们展示一下。”杨锐发了白大褂给两人，就引着他们进了实验室，介绍起了去铁酮。

    杨锐是不可能正常开价给捷利康的，因为他开不起价。医疗行业是一个产业链健全到变态的行业，每种工作都有价格，而且都贵的离谱。

    比如最令人烦心的临床试验，许多人以为临床试验就是医药公司联合医院或者独立进行的药物研究，但实际上，欧美很早以前就有了临床试验的公司，他们专门为各种医药公司提供临床试验的服务，年销售额过10亿。

    至于专业的咨询公司，他们通常是忽悠人的，但收费更是贵的离谱，百万美元的价格只是开始。

    现在，医药公司为了临床前的研究，往往要耗费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其中一半用在了实验室以外，而杨锐是掏不起这个钱的。

    他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捷利康的分红，他的支出主要用于律师费，前者能比后者略多一些，足以杨锐进行一些国内难以进行的实验，比如去铁酮的合成，但在合成之后，任何部分的花钱程度，都不是杨锐所能承担的，更没有能力外包出去，还是外包给捷利康。

    事实上，后世的许多国内实验室，做的就是来自国外的外包工作，比如动物实验，又比如活性成分的测定等等，繁复而颇有利润，但本质上，与富士康是差不多的形式，都是依靠降低成本而榨取的利润，被降低的成本，通常就是科研汪们，或者导师的学生，又或者刚毕业的小硕士博士们。

    在制药的漫长产业链上，越是上层所需要的资本就越高，所冒的风险就越大，而所获取的利润就越多。

    国内的公司和实验室本小力弱，不做外包，也做不了原创药。

    就是80年代的原创药研发，也不是中国实验室所能承担的。

    在这方面，杨锐是有求于捷利康的。

    求人不是舒服的事，但你技不如人，该低头的时候你就得低头。

    做药品不是做艺术，做艺术的可以鼓吹强项令，可以装委屈，可以愤慨可以愤怒可以理所当然可以不屑一顾。

    但做药品的，技不如人还不低头，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浪费自己的积累和周围人的信任。

    这些时间、精力、积累和信任，常常是以十年为单位的。

    浪费一名乃至于多名研究员精华的十年时间，就为了不低头一次，能做得出这种事情的，只有官僚艺术家和畜生。

    杨锐并不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制药领域的新手，杨锐的经验少的可怜，不像是撰写论文或者专著那样，杨锐与制药厂的接触，仅止于实验室和生产的部分。

    如何研发一种药品，这基本脱离了他的教育方向。

    84年的中国，也没有人懂得这些。

    国内的制药企业或许懂得如何通过国内的药品审核，但要通过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药品消耗大国的药品监督机构的审核，杨锐必须找捷利康帮助才行。

    这不仅是为了药物本身的安全，也是为了去铁酮能够达成廉价控制地中海贫血症的目的。

    合成去铁酮的一种活性物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杨锐还要合成更多的去铁酮活性物质，从而找到最恰当的去铁酮分子，同样的核心分子外带不同的侧链，得到的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药性，更多的还有毒性。

    而为了完成剩下的部分，所需要的花费可能是数以百万美元的，千万美元的，甚至亿美元的。

    无论杨锐是否能承担这样的花费，他也没有理由承担。

    制药企业的职责就是制造药品，不是慈善，更不是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