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条例第13条，接管明德银号。

    明德银号挤提风潮掀起了1965年银行危机的第一波。

    明德银号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初，早期专注美元汇兑，20世纪50年代以后积极投入房地产买卖。

    李华龙觉得“不务正业”的明德银号倒闭是正常的，地产行情好的时候，明德银号拿着存户的存款去投资房地产，是能够赚钱，可当市场行情不太好，房价涨幅很低或者下跌了，需要向存户支付高息的明德银号很容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倒下一块，就会连累一大片倒下。

    明德银号虽拥有不少落成或在建物业，但已无力偿还债务，之前为了吸筹存款，这家银号向存户许诺了高额利息。

    这些年，李华龙对香港的经济研究的比较透彻，香港是一座自由港城市，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比如港元和英镑挂钩时，英镑贬值会造成香港物价上涨。

    相比大国的地产行业，香港的地产行业自我调节能力要差很多，市场行情好时，房价大涨，市场行情不好，房价暴跌。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房价也出现大跌大涨的情况，就算是改革开放后的华夏，房地产业也出现大跌大涨的情况，可见资本的逐利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李华龙就觉得香港银行业就暗藏杀机。

    1961年，廖创兴银行被挤提破产，创始人廖宝珊脑淤血病逝。

    为避免进一步的银行风潮，港英政府制定和通过了《1964年银行条例》，首次真正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并设立相应的监管指标。其中最主要的包括针对股本的要求（每家银行必须有500万股本要求），流动资金比例至少为25，投资股票和房地产不能超过股本加储备积累的25，单一客户贷款比例不能超过总额的25等等。

    港英政府的想法很好，但结果却是致命的。

    因为香港银行业在经历了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后，积累的问题反而全部暴露出来。

    例如廖创兴银行在1960年的存款总额为1.09亿港币，但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和贷款就高达8200万，加上家族同时又有经营房地产，其内部的关联交易频繁，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复杂程度。

    在缺乏存贷比、资本充足率限制、单一客户贷款比例限制、流动性限制等等必要的行业监管条件下，香港的银行，特别是华资银行的经营毫无稳健性可言，危机一触即发。

    李华龙作为恒生银行的大股东，虽然他不参与银行的日常经营，但他没少花心思，让恒生银行变得更加稳健一些，增强抵抗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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