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换了一个面目罢了。

    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治乱循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同样没有治乱循环。发展不到那样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决了，很难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乱。

    欧洲走出家天下之后有没有治乱循环？当然有，一次一次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换一个名字就不是治乱循环了？治乱循环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时代，实现大一统，几乎无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乱循环，怕的是天下兴亡，及时改革调整，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现治乱循环了，真没有办法，社会发展总是这样来来回回的。

    不解决不行，经济危机不允许发生，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们不许有，这是日耳曼人那种又蛮又轴的劲头。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两全其美只是暂时的，矛盾是发展转化的，好的总有一天变成坏的，坏的有一天说不定就变成好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能想着把子孙后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因时制宜及时更改。

    韩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现就是查天下治乱，乱的时候要及时更正，治的时候要努力坚持，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旧两党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间的争执，轮流上台执政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两党制国家轮流执政的内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如此。

    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发展的动力。

    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枯竭，用于发展的社会剩余向少数人集中，新的社会危机便又出现。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过来，重新收权，官方来背起发展的责任。

    城乡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现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时向城乡一起下手罢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进行，城乡差别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会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会出现负作用。如在农村，收权之前一些利于发展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开渠和开荒，诸如此类，是由乡村的势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农具，也是由这些人家购买，投入到实际使用当中去。一旦收权，农民的自助组织尚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倒退。此时要由官方出面，及时扼制住这个倒退趋势，使社会生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以矛盾论的观点，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两个方面，会相互转化，真正的万世法其实是没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不是固定一个政策，从此无忧，而是告诉后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现在用是利大于弊，当矛盾转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时改革。

    不管是势力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权之下的民，没有好与坏，没有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平苦之民可以成为势力人家的一员，势力人家也会跌入平苦之民，这都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必视作洪水猛兽。在内部分阶层，阻挡这种转化，就是在给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当朋友，还是把自己人当敌人，都是丧失了政权的执政立场。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找朋友来支持自己，这是革命党的办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敌人，一旦社会矛盾转化，政权的基础就轰然崩塌。苏联的崩溃从内从外可以找一万条理由，可以揪出来无数个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为执政党，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