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天天吊着个脸，显然他也很纠结。”

    章德宁沉吟着说道：“好马不吃回头草，他现在回去可不是个好选择吧？”

    李轻泉出身于ya鲁艺，五十年代就曾担任过《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不管是从职业素养上来说，还是从辈分来说，都是相当有份量的业内大拿。

    嗡嗡嗡期间，李轻泉受到冲击被发配到哈尔滨，1978年才调回燕京，任《燕京文学》（当时是《燕京文艺》）编辑部负责人。

    在李轻泉领导《燕京文学》负责人的这近三年时间当中，杂志的发展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几乎每一年，《燕京文学》都会发表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杂志的销量也因此节节攀升，到如今已经丝毫不逊于几家一线文学杂志了。

    唯一遗憾的是受限于杂志版面问题，《燕京文学》刊登的作品主要是以短篇为主，所以在杂志影响力和挖掘、提携新生代作家方面与其他几家一线文学杂志相比，仍有一点差距。

    《燕京文学》有如此发展，当然离不开李轻泉这个领导者。

    放眼杂志二十多年的历史，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的个人威望是高，但要论给《燕京文学》带来的改变，恐怕并没有李轻泉的贡献大。

    编辑部的同事们，包括章德宁在内，对于李轻泉的领导能力、专业素养和人品都是非常认可的，现在听说他要离开，第一反应是不希望他走。

    第二反应是，《燕京文学》有如今的发展李轻泉有着莫大的功劳，放着自己辛苦经营起来的杂志不管，一头扎进《人民文学》里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这人啊”周燕如感叹了一句，“谁没有个心结呢？当年老李是被人从《人民文学》赶出来的，他当然想堂堂正正的回去。”

    章德宁不由得唏嘘，“二十年了，物是人非。老李再回去，可不见得能拎得动那些老家伙。”

    两人正说话的功夫，王洁凑了过来，傅用林凑了过来，“德宁，看看！”

    他递过来一份杂志，是天津的《新港》杂志。

    中国文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省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燕京有《燕京文学》、沪上有《沪上文学》、河北有《河北文学》天津的就叫做《新港》。

    《新港》创办于1956年，曾用过《天津文艺》《导报》等刊名，1980年复刊使用了《新港》这个名字，是北方文学界影响力比较大的文学刊物之一。

    傅用林递过来这份《新港》是为了让她看上面的一篇文章——《也谈的民族主义》，文章署名是汪曾琪。

    七月份《燕京文学》组织笔会，大家在回程的火车上发现了《沪上文学》上的那篇评论文章，被章德宁一撺掇，颇有些同仇敌忾的情绪，相约写点评论给林朝阳站脚助威。

    汪曾琪的评论送来的比较晚，八月号上已经采纳了陶玉书和李拓的两篇评论，再多就不合适了，所以他转头便把文章交给了《新港》杂志。

    从去年《受戒》石破天惊，汪曾琪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中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稿子自然是极受各大杂志欢迎的。

    哪怕是一篇评论，《新港》杂志也没有怠慢，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了新一期杂志上，并顺利的又跟汪曾琪约了两篇稿子。

    “不能忽略文学作品当中的英雄主义是具有正面的激励作用的，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对个人品格的塑造和社会正气的弘扬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

    谈到民族主义，有些人会在前面冠以‘狭隘’两个字。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民族主义有其无法驳斥的正当性。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对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自然反应，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看待问题，更不能将这种爱国情绪妖魔化。

    文学创作是由人来完成的，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创作意图与社会影响值得从多个角度综合评价，而非单一地批判其所谓的‘狭隘’”

    章德宁花了几分钟看完汪曾琪写的文章，脸上不禁绽放出笑容，“姜还是老的辣！老汪这一出手，直指《沪上文学》那篇文章的核心问题，他们那些观点，不值一辩！”

    当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