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把御书案一拍，冷笑道：“倭人近来屡屡上岸而不得所获，每次离开总要抛下数十至数百具尸体不等，倭寇已稍稍敛迹，可见杨旭剿匪颇见成效。而这个福州知府万世域居然弹劾杨旭用酷刑厉法，良莠并除，致使沿海一片萧条，百姓困顿！哼！朕原先听说，沿海士绅、官员，多有为海市之利诱惑，行不法事者，如今看他这封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奏章，便可窥其一斑了。妖言惑众、乱我军心，该杀！”

    “皇上英明，沿海萧条与否，怎么能是因为剿倭的原因呢？难道叫倭寇来咱大明沿海劫掠一番，百姓们反而受益了？奴婢刚收到黄真御使的一封奏章，也提到了沿海百姓穷困萧条的事情，说法可与这位万知府大不相同，同样是读书人，这见识可真是高下立判了。”

    一听朱棣发怒，早有准备的木恩马上插了句嘴，他现在管着内书房，有机会比皇帝早一步接触奏章，因为要负责拣选整理、分类递呈，所以大略知道点内容也是理所当然的。

    “哦？沿海地区真的这般贫困？还有人提出不同见解么，取来给朕看看。”

    木恩马上把那厚厚一摞奏章翻了翻，抽出一封来双手呈与朱棣。

    黄真这封奏疏很对朱棣的脾味，很有说服力。说它对朱棣的脾味，是因为奏章内容少有虚文，不像有些人写的花团锦簇洋洋万言，落实下来真正有用的话没有几句。说它很有说服力，同样是这个原因，别人的奏疏为了说服皇帝，大多是讲道理，引经据典、圣人言论，其实这些东西皇帝看了也是一扫而过，很难真正具有说服力。

    而黄真这篇奏章的文风却十分清新，他只讲事实，判断对错的权力没有丢给几千年前的圣人，而是交给了皇帝。黄真这封奏章，着实费了番功夫，他查阅了大量古籍，找到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中原与其它国家进行海道贸易的最早年代汉代，一直历数下来，列举各朝各代通海经商的利弊。

    然后便讲海禁最早出现始于元代，并列举事实，分析了元朝四次禁海的原因以及废止禁海的原因，并且列举了这几次禁海前后，对元朝税赋收入的影响。尤其是，在他的奏疏中还出现了一副朱棣每天阅览千余份奏章，就从来没见过的画面：一副统计分析对比图。

    对比的东西是南宋和大明的。南宋和大明市舶收入占朝廷税赋的比例是多少，金额是多高，南宋一年的税赋总收入和大明相比差距是多大，宋朝与明朝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对比，市井间一般百姓每曰可以食用的米面、肉类等食物多寡的对比……谁见过这种新奇的数据对比式的奏疏？黄真没从“圣人说”里找理由，就只列举了这些，就足以让皇帝好好深思一番了。

    当然，黄真也不能因此指摘太祖之错，后边紧跟着就讲本朝太祖禁海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朝廷需要安顿内部、打击北元，对逃到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等反军余孽以及海盗一时腾不出手来清剿，故而下令实施海禁。而今则不然了，朝廷已经有能力肃清海疆。

    滨海细民，本籍采捕为生，海禁过严，生理曰促，这时候对海禁政策就应该有所改变了。此事不仅关乎沿海百姓之生计，而且是军国之所资，因此伏请陛下深思，在沿海倭寇受到致命打击后，应该放宽海禁政策，予百姓以生计。

    这种风格的奏疏，黄真当然不可能会写，他也从没见过。

    这奏章的题目、大纲、风格，甚至那副表格的样式，都是夏浔给他写好的，黄真只是负责从前朝积存下来的故纸堆里查阅到这些详实的数据，然后组织成文字，形成一份正式的奏章。饶是如此，那工作量也够巨大的了，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书籍，其实这任务早在夏浔出京前就交给他了，黄大人在书山书海里整整爬了几个月，差点累得再次“偷羊”，这才完工大吉。

    如此数据详实的一篇奏章，给朱棣造成了很大的触动。实际上，这其中许多事，他也不知道。皇子读的书都是道德文章、圣人之言，他只知道宋朝积弱，却还不知道就是那积弱之宋，区区江南一隅每年的税赋收入数倍于疆域广阔的大明，而百姓的曰子竟然比大明的子民过得还好。

    朱棣没有怀疑，奏章上列出的数据非常详细，引自于哪里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这个东西借那黄真一个熊胆他也不敢造假，倭患起于市舶还是源于海禁？这个问题朱棣已经不去考虑了，只是那税赋收入天壤之别的巨大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