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并不是销鲁鲁。

        6年，信奉自由主义的帝国联邦派在漫长的斗争后终于在三级会议再一次击败了保守派，新政府决心把布列塔尼亚打造为一个类似欧洲的自由国度，而这个新国家的阶级基础应当是自耕农，土地制度的基础应当是完全的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于是，联邦派开始向两种不符合私有产权与自由贸易原则的地产形式开战，它们分别是共有土地和残余的印第安人村社。

        这帮联邦派本以为，没收出售共有地产，瓦解印第安人村社能够创造自耕农阶层，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的，进入市场的土地几乎毫无疑问的落入了大地产主手中，让它们有了更多更大自给自足的庄园。

        事实上，布列塔尼亚的经历并不特殊，在当时的世界可谓普遍存在。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把农民公社的埃及变成了封建大地主的埃及，联邦把帝国时代的府兵制度也变成了科举大地主，沙俄斯托雷平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逼迫村社破产。结果就是，现代化工业确实发展了，但许多国家的土地分配不平等问题比封建时代还要严重得多。毕竟，传统社会压根就没有那么高的土地兼并效率。

        940年，布列塔尼亚拉普拉塔籍作家胡安鲁尔福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我们终于分到了地》。在这个故事里，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失望告终，布列塔尼亚始终未能走出分配不平等的荒原。这个寓言不幸成了现实，联邦派的土地改革在革命后半个世纪就渐渐湮灭在了历史里，殖民时代的大庄园变成了骑士自治领，布列塔尼亚依然是全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土地兼并是一个古老的幽灵，当人们误以为已经消灭它的时候，其实它只是附身到了新的领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