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大明的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开始出京宣谕，例如近期不得前往大宁卫、修缮城墙、阅视军备，防止大明军可能出现的前线兵败大溃败后带来的京畿震动，这是公开的行动，不公开的行动则有清点成丁、筹措准备募集客兵、粮草转运、查捕间谍等等。

    大明要动武这种事，根本瞒不住，所以，所以大宁总兵王如龙，已经完全进入了战时状态，防止土蛮汗狗急跳墙，这也是李成梁前往彰武的原因。

    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张居正主持下进行的，在有张居正在朝的时候，朱翊钧这个皇帝说要有光，那么廷议批准后就有了光，他这个皇帝说要攻伐全宁卫，把土蛮汗彻底赶出辽东，经过廷议批准后，大明这台战争机器就开始了转动。

    朱翊钧又想起了当初李成梁要出抚顺关荡平古勒寨，生擒逆酋王杲之战，那是大明时隔多年的出塞的战争，而张居正给李成梁准备了戚继光的京营、陈大成等三镇军两个预备役，云集山海关，作为后援掠阵，防止生变。

    张居正主持军务之事，总是这样准备极其充足，也令人安心。

    李成梁在张居正死前，一直是大明的忠骨良臣，但之后，李成梁就开始尾大不掉，弛防徇敌来保证自己的地位了，这固然是李成梁这个家伙不为人臣，也跟朝中风力转向有很大的关系。

    张居正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布置，朱翊钧一句话没说，不停的奋笔疾书做着笔记，若是有不懂的就标记出来，等到廷议之后的讲筵再细细询问，朱翊钧这是在抄作业，学习如何处理国事。

    “至于东征倭国之事。”张居正眉头紧皱的说道：“陛下，容臣缓思定策。”

    “先生不赞同进攻倭国吗？”朱翊钧奇怪的问道，上次，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专门上奏说反对一条鞭法，举出了一个理由是大明贫银，银路也不在大明的掌控之中，依仗大明不丰饶之物进行新政，必然会出现纰漏。

    而后光懋在问答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攻打倭国的结论，当时张居正基于大明必须自己掌控银路的立场，赞同了光懋的说法。

    张居正摇头说道：“陛下，攻打倭国，恐怕要数十年之久，短期内很难成行。”

    大明的风力舆论有一种可怕的精算风气，同样还有一种功利的风气，短期内不能见到成效，就会被广泛反对，进而政令偃旗息鼓不再被人提及，基于这种功利风气之下，一些长策，很难推行。

    说什么千秋大业，千秋之后，你我他都不在了，谈什么日后。

    但是攻伐倭国这事，真的急不得，急功近利的下场，就是不能成行。

    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定下了十五个不征之国的祖宗成法，大明不攻占倭国，一劳永逸的解决倭患问题，似乎是受限于祖宗成法，但是这个祖宗成法，早在永乐初年，就被破坏了。

    英国公张辅荡平安南，建立交趾十三司，将交趾郡县化，安南国也是十五不征之国，明成祖文皇帝不还是打了吗？

    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倭患四起时候，就有朝臣提出了各种的方法，想要进攻倭国的本土，一劳永逸。

    倭寇的核心力量是倭寇，虽然羽翼是大明的亡命之徒，雇佣他们的人是江南地面的势要豪右。

    广东海道副使汪柏、都指挥使黄庆曾经上奏过，雇佣佛郎机人，攻灭倭国，嘉靖三十九年，嘉靖皇帝准了他们俩的奏疏，结果没有了下文，佛郎机人为什么要给大明拼命？浑水摸鱼捞好处，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这两个家伙收受贿赂，割让领土，最后被腾出手的殷正茂给驱逐了，两个人贪腐事被殷正茂弹劾，最后以失土罪名论斩。

    在万历十九年，是风云激荡的一年，自诩天下人丰臣秀吉写信给朝鲜国王李昖，要求朝鲜国王脱离大明的藩属，向倭国朝贡，以倭国马首是瞻，而朝鲜国王拒绝，引发了第一次倭国侵略朝鲜。

    同样在这一年，大明开始搜集关于倭国的诸多情报，比如万历十九年四月，福建海商陈申奏闻：倭奴造船挑兵，倾国入寇，七月，浙江巡抚常居敬和福建巡抚赵参鲁再奏东南倭患，而大明开始快速备倭。

    万历皇帝那时候已经开始摆烂，但是备倭这件事，万历皇帝还是多次亲自下旨，严旨督促，并且令臣工万民上奏言备倭之策，两广总督刘继文就上奏说：仍将倭奴入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