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诸王奢糜如此，军中亦然。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死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