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百姓负担，减免田租和豁免部分赋税，以此赢取民心与士大夫的支持。他严惩贪腐，诛杀前朝宠臣钱宁、江彬等人，释放内苑珍稀动物，禁止地方官员进献奇珍异宝，这些行动有效遏制了奢侈风气，表明了新君主整顿朝纲的决心。同时，朱厚熜大力限制司礼监权力，撤销镇守太监，严格区分厂卫与法司的职能，避免了宦官干政，加强了中央集权，重用了张璁、夏言等有能力的大臣，显示出他对于人才的重视与选拔上的公正。

    经济方面，他深入调查并清查皇庄和勋戚庄园，归还被侵占的民田，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民生稳定。面对土地失额的严峻形势，明世宗批准了桂萼的建议，开始了赋役制度改革的初步尝试，虽然因桂萼离职而未能全面铺开，但“一条鞭法”的雏形已经显现，为后来的赋税改革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文化教育领域，朱厚熜重视科举制度的整顿，旨在选拔真正的人才，鼓励士气，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加强对儒家经典的尊重与祭祀。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实施，激发了文化的活力，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与科学的进步，为当时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出现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熜的政策开始出现偏颇。随着边防开支的增加，加之其本人对道教的沉迷和大规模的建设，国家财政逐渐捉襟见肘，导致经济状况恶化，民生困苦。曾经一度被誉为“天下翕然称治”的嘉靖前期景象，逐渐被晚年的国库空虚、百业凋敝所取代，反映出改革的成效未能持久，国家治理中的矛盾与挑战依旧严峻。

    四、崇道乱政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特别是执政中期，原本在位早期开启的“嘉靖中兴”局面逐渐被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挑战所侵蚀，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其对道教的过度崇信和由此引发的乱政现象。随着国家的长期和平，朱厚熜开始追求个人的精神寄托与长生不老，这促使他从早期的政治清明转向沉迷于道教的神秘主义与方术之中。

    在“大礼议”成功后，朱厚熜在宗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但同时也开始依赖道教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权威，通过加封自己及父母以道教尊号，试图神化皇权，这种做法在历史上颇为罕见。他对道教的推崇远远超过了对佛教的关注，甚至到了排斥佛教的程度，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朱厚熜对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信任达到了极点，他们以祈福、祛病、求仙等各种斋醮仪式迎合皇帝，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财，还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行。这些道士通过所谓的“祈禳祓除”之术，不仅干预了国家的自然灾害应对、军事决策，甚至影响到了皇室成员的健康与生育。朱厚熜对这些道士的赏赐丰厚，许多道士因此获得了高官厚禄，而朝中官员的晋升也与是否虔诚奉道密切相关，形成了以道教信仰为标准的政治风向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直言的官员如太仆卿杨最因反对求仙活动而遭到杖毙，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朝臣，导致直言进谏的风气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谄媚之风盛行，朝政日益腐败。明世宗对道教的痴迷，不仅耗尽了国家财力，也使得朝政决策偏离正轨，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更为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一年爆发的“壬寅宫变”直接威胁到了朱厚熜的生命安全，宫女们的反叛虽未成功，却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周围人的猜忌和对宗教的依赖。朱厚熜迁居西苑，几乎不再出席朝会，完全沉浸在道教的仪式与修炼中，认为这是他能逃过一劫的原因。后宫之中，连后妃宫嫔都被要求身穿道袍，日夜诵读法符咒语，整个皇宫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道教道场。

    五、内忧外患

    嘉靖晚期，明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国力渐衰，社会矛盾尖锐。在边疆，北方的“北虏”蒙古俺答汗频繁侵扰，而东南沿海则遭受“南倭”倭寇的侵袭，加上内部兵变与民变频发，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南倭”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明朝的海禁政策。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后，官方贸易被中断，